是外地人吧。我如愿坐上公交车，站在过道里听新闻。报道的当然是天气，说这场雪是上海50年一遇的大雪。公交车很拥挤，但是比不上北京的拥挤，我旁边一美女大概是被我蹭到，用嫌弃的眼神看我。她朝另外地方挪了挪，我不以为意，大概是我太狼狈。快到站点，又被告知原先的转乘站由于大雪的关系不路过了，那个售票员指着一条胡同说了一通。我只记了个大概，乱走一气，压根找不到公交站。我想起火车站那位大姐的谆谆教导，赶紧问商店的老板传说中的“泰安路”怎么坐公交。老板说，泰安路离这儿不远了，公交未必有，走过去就行。

我背着行囊，捧着一张湿漉漉的上海地图在冰冷刺骨的雪夜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最后拐进一条长满梧桐树的小巷。晚八点，饥肠辘辘的我如愿找到信函里说的那家“泰安招待所”，也见到了那位电话中语气耿直的招待所大妈。

招待所大妈和未来艺术家

在去上海之前给泰安招待所打电话，准备预定房间。接听电话的是一个上海老阿姨。我心情忐忑，一是社交恐惧症作祟，二是害怕上海人对外地人的那种蔑视的态度——从另一方面看，这大概也是外地人对上海人持有的偏见，也许真有这类情况，但时至今日我仍未亲身经历过——招待所的大妈的语气完全没有委婉，有点接近北京人的单刀直入，但有些微差别，可以明显听出是上海本地人。在见到招待所大妈时，她的形象基本上跟我想象中相符。大妈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，戴着袖套，声音洪亮，不过让人觉得亲切不生分，待人接物很和善。

办完入住手续，把行李放在房间，问大妈附近哪里有吃的，然后在一家叫“新亚大包”的餐厅吃了一份鱼香肉丝盖饭，回来时大妈特热心地告诉我，早上有免费早餐。我想，那敢情好，用不着跑出去吃。上海跟其他中国中部地区一样，没有采暖。房间没有安装空调，那年的上海异常寒冷。我裹紧棉被，把外套盖在上面，勉强入睡。雪在夜里融化，窗外的屋檐滴滴答答响了一夜，外面的野猫也叫了一夜。第二天大早起床，在楼下吃过早餐就匆匆做地铁去上海南站。想象中的人山人海并未见到，告示牌上滚动这“不卖长途票”的字样，需要到各代售点购买。我有点儿失望，地上散落着一些凌乱的纸张，我随意捡起一张，是市内各代售点的布局图。下午揣着那张纸以及上海地图去找代售点，按图索骥，找到一个小到只有一个不足2米的代售点，开着一个小窗格子。然而最早也只能买到6号的票，早些的都卖光。此刻已天色昏暗，在路边草草吃些就往回赶。回来时房间多了几个刚入住的“未来艺术家”。

这个招待所实际是一栋三层的尖顶民楼改造，周围是高大的梧桐树和杉树，以及枫树，环境十分幽雅。我入住的是四人间，有四张宽度约1米的小床，十分狭小。今天住进招待所的有不少人，楼里熙熙攘攘。起初我以为刚搬进来的三人也是跟我一样来参加新概念比赛，听他们说考场在华东师范大学，我诧异问：“不是在女子三中考么？”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艺考，考美术，也就是未来的画家。三人中有两个印象比较深刻，一个高个儿，一个小个儿。高个儿看上去比较成熟，情商比较高，可以看出平时也是他们中比较有号召力。也正是他主动过来跟我交涉能不能一起加个电热扇（加电热扇每人每天得多收五块钱），估计他们也没想到这破旅馆居然连空调都没有。小个子穿得比较得体，白白嫩嫩，跟小说里的“老六”有点像，有一股子灵气和艺术气息。第二第三天我照常早起吃早餐，坐车去女子三中探路，去萌芽杂志社，去逛繁华的大上海。每次吃早餐都只剩我一人，我要了碗粥，馒头和一个玉米。招待所大妈特热情地问我够不够吃，不够再拿，又嘟嘟哝哝现在的小崽子一睡就睡到中午，早饭都不起来吃。摆弄着热腾腾的食物，一副恨自家孩子不争气的痛心模样。我知道她在说房间里还在酣睡的“未来艺术家”们。我忽然就想，上海人跟外界流传的不一样嘛！还有那些打扫完房间的几位阿姨，总喜欢待在我们房间，说：“哎呀，这房间好暖和哟！”废话，每天二十块钱的电热扇伺候，能不暖和？

他们比我早一天考试，在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三人当中只有那个小个儿过了，留下来复赛。在我看来并不意外。其余两个人，就如同前些年的我铩羽而归，只有来年继续努力。当然，我和那几位未来艺术家之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某个冬天因为某些特定的事曾经共处一室，仅此而已。

复赛，李晁

第一次遇见李晁是在复赛当天的上海女子三中校门口。

复赛是2月1号的中午，那天天气照常的冷，天空灰蒙蒙的，似乎又要下雪。我们在门口等着进考场，有的三两结群在聊天，我则孤零零地站在一边，这时候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清瘦中等个的男生走到我旁边。他就是李晁。李晁那时候留着一头长发，带衣服黑框眼镜，文艺范十足，也不苟言笑。我已经记不起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，但我们之间的初次交谈很自然，犹如就别重逢的朋友，觉得这个人亲切、随和。